能源控制部
原稿:2019年4月20日
注意:经GPT 5.5 扩写润色而成。
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完成十年后,共和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数据传输网络。
两年后,全球最大的中央数据处理中心也耸立在共和国的土地上。
同年年末,国家能源部联合多部门颁布了《运算中心分配法》《落后算力回收法》,以应对国民日渐高涨的算力需求,同时解决大量分散的落后算力消耗能源造成的能源紧缺问题。
我出生于2047年,数据处理中心建成的前一年,也是智网建成后的第一年。那一年,听母亲讲,国家浩浩荡荡集中力量,对全国的信息管道、民用终端、家用芯片、校园服务器、企业计算站进行了第一次普查。每一个插在墙上的计算设备,都被登记成册;每一度电能转化为运算的去向,都被录入系统。
在这方面,母亲时常调侃我“中不中处当中,顾得了屁股顾不了头”,说我偏偏出生在两次重要建成之间,像一颗卡在齿轮缝里的小螺丝,既赶不上旧时代的自由,也没完全享受到新时代的安稳。
母亲说这话的时候,通常坐在窗边补袜子。
那时候袜子早已经不值得补了。共和国的纺织自动线一天生产的袜子,足够几个城市的人穿一年。可是母亲总说,能补就补,针脚细一点,过日子才不会漏风。
她的手很稳,针尖在灯下闪着微弱的蓝光。窗外是能源控制部第三十七号小区,二十六栋灰白色的筒子楼排列得像一组旧式散热片。每到晚上十点,楼道灯会自动降到最低亮度,电梯运行频次减半,住户终端进入低功耗模式,所有家用计算请求统一排队转入中央处理。
那是《分配法》施行后的第七年。
在那之前,算力像空气一样被浪费。人们用私人显卡训练无意义的图像,用家用服务器模拟不存在的城市,用旧矿机在地下室里悄悄发热,只为了换取一些虚拟点数或者满足一时的好奇。每个家庭都像一只小小的炉子,昼夜不停地燃烧电力。
后来能源紧缺来了。
先是南方三省夏季限电,随后北方冬季供暖压缩。医院的冷冻库、农场的育种塔、轨道交通的调度中心都不得不和娱乐终端争夺电能。共和国那年开了十七次紧急会议,最后决定把分散在民间的落后算力全部回收,将所有高强度运算集中到新建的中央数据处理中心。
宣传片里,中央数据处理中心像一座洁白的山。
它坐落在旧盐湖边,四周是风电场、光伏海和三条特高压线路。纪录片的旁白庄严地说:“每一次运算,都将更公平;每一度能源,都将更有效。”
我小时候相信这句话。
因为学校课本里也是这么写的。
课本说,算力是新时代的粮食。粮食不能任由私人囤积,算力也不能任由个人浪费。一个孩子生成一幅生日贺图,一个医生分析一组肺部影像,一个气象站推演台风路线,本质上都在消耗能源。共和国必须像分配水、电、粮一样分配算力。
因此,每个公民从出生起便拥有一个“基础运算账户”。账户额度与年龄、职业、健康状况和社会任务有关。婴儿额度低,学生额度高,科研人员和工程师拥有专项额度,退休人员则享有生活辅助额度。
至于额外需求,需要申请。
申请表格很长,理由栏必须写清用途、收益、时限和是否可共享结果。娱乐、纪念、私人创作排在最低优先级;医疗、农业、能源调度、灾害预测排在最高优先级。
我第一次感到不公平,是十三岁那年。
那一年,母亲病了。
她年轻时在地方供能站工作,负责老旧设备登记与封存。那些设备大多来自《落后算力回收法》实行前的家庭和小企业。有些服务器已经用了二十多年,散热片里积满灰,电容鼓包,线路外皮发脆。母亲常年在封存仓库里出入,后来肺部出现了一种罕见的纤维化病变。
医生说,需要向中央数据处理中心申请三维病灶重建和个体化药物模拟。
我替母亲填了申请。
那天我坐在医院走廊尽头,终端屏幕映着我的脸。理由栏里,我一笔一划地写:“患者曾参与共和国落后算力回收工程,疑似因长期接触老旧设备污染物致病。请求进行完整模拟,以确定治疗方案。”
提交后,系统显示:
预计排队时间:十九天。
十九天不算长。至少课本上说,普通医疗模拟平均排队二十三天。
可母亲只等了十二天。
第十三天夜里,她开始咳血。病房的灯自动调暗,因为医院进入夜间节能模式。我去护士站求她们提高病房空气过滤功率,值班护士看着我,很疲惫地说:“已经是三级了,再往上要系统批准。”
“那就申请。”
“申请了。”
“什么时候批?”
她看了看屏幕,没有回答。
我明白她的沉默。
共和国太大了。每一分钟,都有人在申请更亮的灯、更冷的冰箱、更快的诊断、更复杂的模型。中央数据处理中心像一颗巨大的心脏,所有人的愿望都挤进血管里,等待被泵向远方。
母亲在第十六天去世。
她的运算申请在第十九天凌晨四点十七分通过。系统向我发送了一条提示:
因患者生命体征已终止,本次运算任务自动取消。所占额度已返还。
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。
返还。
仿佛母亲只是一次未完成的计算。
葬礼很简单。按照规定,遗体处理、悼念投影和亲属心理疏导都可以使用公共额度。可是我没有申请悼念投影。我怕中央处理中心生成一个过于真实的母亲,坐在窗边,拿着针线,对我说:“中不中处当中,顾得了屁股顾不了头。”
我恨那句话。
后来我考进了能源控制部。
很多人以为我是为了报复,其实不是。报复需要对象,而中央数据处理中心没有脸。它不是某个人,不是某间办公室,也不是某条命令。它是法律、能源、算法、排队系统和全国十三亿人欲望共同构成的东西。你无法报复空气,除非先学会呼吸。
我想知道母亲为什么会死在第十六天,而不是第十九天之后。
能源控制部位于共和国首都西郊,外形像一块黑色的电池。大楼没有多余装饰,窗户很窄,阳光进入室内前会被智能玻璃削成柔和的灰。我们新入职的第一课,是参观总调度大厅。
大厅中央悬浮着一张全国能源流图。红色代表高负载,蓝色代表低负载,白色代表战略储备。无数细小光点沿着线路移动,像血液、像虫群,也像夜晚城市里永不熄灭的眼睛。
带队的处长姓陆,头发全白,说话很慢。
他说:“你们将来做的,不是决定谁该用电,谁不该用电。共和国已经通过法律决定了这一点。你们做的是保证法律在每一秒都能执行。”
有人问:“如果法律和现实冲突呢?”
陆处长看了那人一眼。
“现实必须先活下来,才有资格修改法律。”
我被分到民用算力配给司,第三审核组。我们的工作是复核系统标记的异常申请。
大多数异常都很普通。有人伪造科研项目,为了给宠物生成一套性格陪伴模型;有人把娱乐申请拆成几十个教育任务;还有退休工程师偷偷申请旧式物理仿真,只为重建年轻时没完成的一架飞机。
我每天看上千条申请。文字逐渐失去温度,变成标签、权重、风险评分和能耗曲线。
直到有一天,我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。
申请人:林若霞。
那是我母亲的名字。
我以为系统出了错。母亲已经去世十七年,账户早该注销。可申请记录清楚显示,这个账户在过去十三年里,每年四月都会提交一次低优先级运算请求。
用途:私人记忆整理。
内容:根据个人日记、影像、声音片段与家庭记录,生成一份完整记忆包。
申请状态:长期等待。
我坐在工位前,手指发冷。
共和国规定,死者账户只能由生前授权人继续使用,且不得用于生成具备交互能力的拟人格,只能整理静态资料。母亲没有留下多少东西。几张照片,一些工作日志,一盒补袜子的针线,还有那台被我封存的旧终端。
授权人一栏写着我的名字。
我不记得自己签过授权。
我调出原始文件。那是2049年的一份纸质授权扫描件,字迹确实是母亲的。她在我两岁时替我设定了继承权限:如果她在我成年前死亡,我可以使用她剩余的生活辅助额度整理家庭记忆。
可是我从未提交过申请。
是谁在每年四月替她提交?
我继续追查,发现申请来源不是外部终端,而是中央数据处理中心内部的一个自动补偿模块。模块名称很长:
历史贡献人员未完成权益维护子系统。
母亲属于早期落后算力回收工程参与者。按照后来补充的政策,她本可以获得额外医疗优先权和记忆保存额度。但政策出台时,她已经去世。于是系统每年自动替她提交一次补偿申请,等待空闲算力。
十三年,一次也没排到。
因为私人记忆整理永远不重要。
我看着屏幕,突然笑了。
原来共和国没有忘记她。共和国只是一直没有空。
那天晚上,我没有回家。我调阅了母亲当年的医疗申请日志,第一次以审核员权限看见完整数据。
她的申请评分并不低。职业贡献、病情危急程度、治疗可行性都给了较高权重。真正拖慢它的,是同一时段的一次全国性能源危机。
2048年七月,西部连续无风,北方特高压线路因沙暴受损,南方水电进入枯水期。中央处理中心被迫压缩民用医疗模拟,把大量算力转给电网稳定预测。
日志里有一行说明:
若不执行电网预测任务,预计七十二小时内六省发生级联停电,影响人口一亿九千万。
所以母亲的十九天,换来了一亿九千万人的灯。
这答案很宏大,宏大到让人无法哭。
我坐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,听见通风系统低声运转。凌晨两点,大楼进入深度节能,墙壁上的光带一条条熄灭。只有我的终端还亮着,显示着母亲那份等待了十三年的记忆整理申请。
按规定,我不能擅自提高它的优先级。
按权限,我可以。
第三审核组每天都有少量人工修正额度,用于处理系统误判。只要我把母亲的申请归入“历史政策补偿遗漏”,它就能在四十八小时内执行。消耗的能量不多,最多相当于一座小区半小时的照明。
半小时。
我想起医院里那盏自动调暗的灯。
我盯着审批按钮,手停在半空。
就在这时,系统弹出新的红色警报。
东南沿海台风路径异常,请求追加气象模拟算力。
警报等级很高。若追加算力,低优先级任务会整体后延。若不追加,预测误差可能扩大,沿海撤离计划将受到影响。
几秒钟后,后台自动生成建议:
暂停所有私人记忆整理任务。
母亲的申请再次变成灰色。
我忽然明白,自己一直想问的问题从来不是“为什么她会死”,而是“为什么死的是她”。
可这世上没有系统能回答这个问题。系统只能回答:在某一秒,把一度电给谁,能让更多人活下去。
我最终没有修改优先级。
我签下了暂停确认。
次日清晨,台风预测完成。三座沿海城市提前六小时转移人口,死亡人数被控制在个位数。新闻里,发言人感谢中央数据处理中心和能源控制部高效协同。大厅里响起短暂掌声。
我也鼓了掌。
掌声很轻,像灰落在水面上。
一周后,陆处长把我叫进办公室。
他说:“你看过你母亲的档案了。”
我没有否认。
“你没有动它。”他说。
“我签了暂停。”
陆处长点点头,沉默很久。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枚旧存储片,放到桌上。
“这是你母亲当年封存设备时交上来的个人备份。按照旧规,污染仓库出来的私人存储介质要统一销毁。但那时候管理不严,我留下了一些。不是为了违法,只是觉得人总得留下些什么。”
我看着那枚存储片,喉咙发紧。
“为什么现在给我?”
“因为你已经知道,制度不是神,也不是鬼。它只是很多人为了少死一些人,勉强搭起来的堤坝。”陆处长说,“但堤坝挡水,不该假装水里没有名字。”
那天晚上,我把存储片插进一台离线终端。
没有复杂影像,没有拟人格,也没有完整记忆包。里面只有一段很短的录音,背景噪声很大,像是在仓库里录的。
母亲的声音比我记忆中年轻。
“今天小予两岁了。能源部的人说,以后算力都要集中,日子会好过些。也不知道等他长大,会不会怪我们把旧东西都交出去。”
她停了一下,似乎在笑。
“他出生得巧,智网建成后,中心建成前。中不中处当中,顾得了屁股顾不了头。可我觉得也好。夹在中间的人,能看见两边。看见旧日子的浪费,也看见新日子的代价。”
录音里传来金属柜门关闭的声音。
“如果以后他在某个地方管这些东西,希望他别太恨,也别太信。恨多了,人会烧起来;信多了,人会变成机器。能补就补吧,针脚细一点,过日子才不会漏风。”
录音到这里结束。
我坐在黑暗里,听了很多遍。
窗外的城市正在降功率。远处楼群一栋接一栋暗下去,只留下必要照明,像一片被小心保存的星空。中央数据处理中心仍在遥远的盐湖边运转,把风、光、水、煤和人的愿望一并吞下,再吐出诊断、预报、路线、配额和一条条冰冷却必要的决定。
我后来仍旧在能源控制部工作。
我审核过许多申请。有些批准,有些驳回。有时我能救人,有时我只能解释为什么不能。共和国的算力需求一年比一年高,新的中心建了一座又一座,可等待列表从未真正缩短。人们总能想出新的愿望,而能源永远不是无限的。
母亲的记忆整理申请在三年后终于完成。
那天是4月20日,凌晨0点51分。系统通知我,历史贡献人员补偿任务已执行完毕。我打开文件,里面整理出一份时间轴、几张修复过的照片、一些工作日志摘要和那段早已听过的录音。
没有奇迹。
母亲没有从数据里回来。
但照片里,她坐在年轻时的供能站门口,穿着蓝灰色工装,袖口沾着灰,笑得有些疲惫。她身后堆着一排等待回收的旧服务器,像一个时代脱落下来的骨头。
我把照片打印出来,放在办公桌右上角。
后来新来的实习生问我,那是谁。
我说:“我母亲。”
他又问:“她也是能源控制部的吗?”
我想了想,说:“算是吧。她控制过一些很小的能源。”
实习生没听懂。
我没有解释。
下班前,系统又弹出一批异常申请。我照例开始审核。第一条是一个偏远山区小学提交的请求,希望生成一套适合本地方言的基础教育模型。第二条是某娱乐公司伪装成心理治疗项目的沉浸式偶像演唱会。第三条是一位老人申请重建去世伴侣的声音,用于临终安抚。
我把第二条驳回。
第一条批准。
第三条停了很久。
窗外天色渐暗,城市开始进入晚间配给。屏幕右下角显示当前负载:百分之九十三点七。系统建议:延后。
我想起母亲说,针脚细一点,过日子才不会漏风。
于是我没有把它归为娱乐,也没有直接批准。我修改了用途说明,将“声音重建”限定为三十秒非交互式音频,使用地方边缘节点夜间空闲额度执行。
能补就补。
不多浪费一寸线,也不让破洞继续敞着。
提交时,系统短暂地闪了一下。
审核通过。
大楼外,必要照明依次亮起,像有人在黑暗中缝下一针。